端午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也是习俗最多的节日之一，除了全国性的吃粽子、划龙舟外，还有各种地方性习俗，如悬菖蒲艾叶、拴五色丝、饮雄黄酒、佩香包、采百草、挂钟馗像、穿五毒衣……这些都是自古传下来的，花样繁多。

古时候的端午节习俗更多，过得也极为隆重，但有许多特点到现在却被取消或逐渐消失了，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习俗都是好的，比如端午的“恶文化”。

端午有一个“五毒”虫的说法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是说这个时候天气明显变热，蛇虫等毒物开始繁殖，细菌、蚊蝇滋生，会给人类带来各种不便和伤害，比如庄稼会遭虫害，疫病会蔓延等。

所以人们挑出了五种毒物来专门避毒，而这种行为之下，就藏着一种“恶文化”：五月为恶月，五日是恶日。五月初五就更不得了了，五五叠加，超级加倍，这一天就成了大不吉利之日。

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言毒篇》中说：“夫毒，太阳之热气也，中人人毒……太阳火气，常为毒螫……天下万物，含太阳气而生者，皆有毒螫。”他在这里把五月之“恶”理解为“盛阳”之恶，也就是环境带来的。

古代的人，尤其是两三千年前，他们对自然的认知很不足，既不知道原理，又不知道如何科学解决，所以只能一边慢慢地积累生活经验，一边祈祷、躲避。在“恶月恶日”的五月初五，人们只能加倍采取一系列措施，来祈福纳祥、压邪攘灾。

中国现存最早的农事历书《夏小正》中记载：“此日蓄药，以蠲（juān）除毒气。”是说要采药草来驱邪去毒气，比如菖蒲和艾草，就是端午的两大植物护法。

菖蒲因为长得利利索索的跟把剑一样，所以也被称为“蒲剑”，插在门口可以斩千邪。清代《清嘉录》中有一段记载：“截蒲为剑，割蓬作鞭，副以桃梗蒜头，悬于床户，皆以却鬼”。

艾草则可以入药，不仅有辟邪的寓意，还有招福的作用，人们相信把艾草挂在门上，就可使身体健康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载：“鸡未鸣时，采艾似人形者，揽而取之，收以灸病，甚验。是日采艾为人形，悬于户上，可禳毒气。”

墨艾图

为了对抗端午的“恶”和“毒”，大家可谓是操碎了心，祈福的祈福，恐吓的恐吓，比如把钟馗或张天师的像挂在门口，让他们来驱毒。

《燕京岁时记》记录了当时人们买符驱毒的盛况：“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，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，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，悬而售之，都人士争相购买，粘之中门，以避祟恶。”

并且古人还挑出蛇、蝎子、蟾蜍、蜈蚣、壁虎这五种毒物，画上它们的画像，拿五根针扎，就是在吓唬它们：可别来了，来了就弄死你们。

为了祛毒避恶，古人可真是太费心了，这种“恶”思想非常深入人心，甚至一度出现过“在五月初五出生的婴儿很晦气，长大了会成为祸害”这样的蒙昧认知。

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尝君，本名田文，战国四公子之一，他就是在五月初五出生的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记载，田文的父亲因为“五月子者，长于户齐，将不利其父母”而要抛弃刚出生的田文，告诫田文的母亲必须赶紧处理掉他。

但十月怀胎，骨肉相连，自己的儿子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了，当母亲的哪忍心就这么抛弃他呢，于是田文的母亲就偷偷地把田文养大，也让历史上多出了一位风云人物。

五月是恶月，五日是恶日，这个观念在先秦深入人心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》中写到：“讳举正月、五月子；以正月、五月子杀父与母，不得举也。”东汉学者应劭在《风俗通义》中也提到：“五月五日生子，男害父，女害母”。

在这一天出生的孩子被人们视为大恶之人，以后会害死父母，这种一听就很荒唐的言论，却有很多古人深以为然。

东晋大将王镇恶也是五月初五出生，他倒是没有被处理掉，但为了“以毒攻毒”，家人还特意给他取了“镇恶”的名字，可以看出家人对这种说法也是有所顾忌的。

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第一任皇后萧观音，也是五月初五出生，据说她母亲生她的时候梦见月亮掉进怀里，再次上升后发出夺目的光辉，却又被天狗吃掉，于是母亲惊醒过来，生下了萧观音。

萧观音的父亲就说：“此女必大贵而不得令终，且五日生女，古人所忌，命已定矣，将复奈何！”

尽管后来五月初五被正名为端午，但民间依旧残留着恐“恶月恶日”的心理。从其根本来看，这种“恶”的本意应是自然环境中生出来的，指的是仲夏湿热之毒，后来随着阴阳观念、儒家伦理的发展与影响，这种“恶月恶日”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。

人们不仅将其与鬼祟灵怪（如钟馗像驱鬼祟）、兵祸相联系，还开始出现“五月五日生子不举”这样的礼俗观念，端午之恶在人伦化的叙述之下，变得更为深入人心，而这也促使人们采取更多的手段，从而更加丰富了端午的民俗内容。

不过随着时间和端午内涵的发展衍变，这种恶的思想也逐渐被淡化，特别是汉魏之后，屈原、曹娥等人物故事开始与端午联动，这种忠孝的故事显然比恶月恶日更得人心，所以端午也逐渐被视为是良辰佳节，过得越来越喜庆了。